OKX 哈希游戏怎么玩？本教程详细讲解哈希游戏原理、加密货币投注流程，使用 BTC、USDT 体验公平透明的链上游戏，无需信任第三方，智能合约自动结算！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以14万兵力经八昼夜激战全歼守军10.4万余人 俘虏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解放。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1949年3月15日晚，刚刚解放半年的济南特别市一夜之间发生一起三命疑案。

　　当时的济南的经四路属于济南的繁华路段，经四路的路口有一家仅能容纳八副四人座头的小饭馆——“祥元馆”饭馆。店铺虽然不大，但在济南府却是大名鼎鼎。祥元馆的老板叫史春悦，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史春悦深得祖辈真传，一手鲁菜炒得人人称道。祥元馆由史老板亲自掌厨，另雇两个族亲一个学徒帮厨、跑堂、杂务兼带结账。

　　祥元馆之所以经营有方，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夜不驱客”，说白了就是没有打烊时间，食客来用晚餐，坐下后点了酒菜，随便你吃到何时，半夜离去也可，待到天明也罢。遇到吃饭时间长的食客，老板伙计也不陪着他们，食客申明不再添置酒菜后，即结账会钞，然后锁上后堂包括伙房的门，留下店门的挂锁，食客吃完之后自行离开并把店门锁上就行。而三个被害人，就是因祥元馆“夜不驱客”的规矩，落得身首异处。

　　据祥元馆的跑堂向警方表示，三个遇害的食客系祥元馆的熟客，每月总要来祥元馆一两回，都是晚市光临，几乎每次都要几个人代为锁门。案发当日也是这样，三位约齐了来祥元馆喝酒，晚上八时许，史老板和伙计准备下班时，见着三人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于是，照例在结账后把挂锁往旁边桌上一放，道声客官慢用就走了。哪知，等到次日天亮，史老板和伙计来到饭馆一看，三人已是三具僵硬的尸体，更奇怪的是，三人的右耳朵竟然都不翼而飞！

　　但实际上，最早发现祥元馆出事的是一个姓马的中学体育老师马老师教体育，当时马老师每天早上出门跑步，顺带遛狗。他养的是一条纯种日本军犬，马老师还给这条军犬起名叫“倭败”。祥元馆店里三具躺卧血泊中的尸体，就是这条狼狗发现的。

　　这天早上，马老师带着“倭败”，照例沿着固定路线晨跑。狼狗已经训练得能跟主人绝对配合，可这天却是例外，“倭败”经过祥元馆时，稍稍一嗅，吠叫不止。马老师不知何故，但估计祥元馆里面有啥蹊跷，出于好奇就往里祥元馆里看了看，当时饭馆大门紧闭，铁栓鼻子上扣着那把大挂锁，里面一片漆黑，即使凑近店门两侧外装铁栅栏的窗户往里看也看不出什么。于是马老师就去了公安局第六分局向警方报告。

　　接待马老师的夜班警员老朱听后不敢怠慢，就派了两个警员一起陪同马老师来到饭馆，此时的“倭败”直接上前用爪子挠大门，边挠边叫。警员一看便知情况有异，二话不说，抬手就把窗玻璃拍碎了。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警员凑近窗口向里面张望，三具尸体赫然在目！

　　一案三命！派出所警员立即打电话向六分局的分局长陈昌奉报告。陈昌奉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曾担任的警卫员七年，是一位资深保卫工作者。陈昌奉接到报告后，先给市局打电话报告案情，然后带领值班警员赶赴现场，刑技人员已经在进行勘查，午后，又去找法医了解尸体解剖情况。

　　被害人三人中有一对嫡亲兄弟，年龄分别是三十岁、二十八岁，名字分别叫金黄钟、金大吕。“双金”该是出身于喜爱音乐的家庭。兄弟二人从事西药批发工作。另外一位叫解仲逵，三十七岁，西药经纪人。与“双金”有经济往来。

　　法医解剖认定，三人均死于从背后刺入心、肺、肝脏器的刀伤。“双金”兄弟一个挨三刀，一个挨两刀；解仲逵挨了四刀。对创口的检验表明，凶手使用的刀具并不相同，有的是双刃匕首，有的是单刃匕首，还有无护手的小攮子以及弹簧水果刀，一共有四五种之多。

　　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在得知情况后，决定由市局第二科和六分局刑警队共同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这起恶性刑案。专案组正副组长由吴冰琨、杜志坚分任，五名组员石守相、张大庸、衣景新、钱尚礼、齐宝乐。六分局局长陈昌奉和郭宜春对专案组的侦查工作进行督导。

　　下午，专案组举行首次会议，郭宜春、陈昌奉到场，听取专案组长吴冰琨汇总现场勘查及被害人的一应情况。吴冰琨早年在巡捕房刑事部干了五年，对侦查刑案颇有心得，后前往南京当侦探，1944年初成为地下党，开始为党组织提供情报，利用刑警身份掩护、营救地下，济南解放后，调至市公安局第二科下辖的刑警队队长。

　　吴冰琨在会上还原了案子发生的过程，昨天傍晚六点多，三个被害人来到祥元馆用餐。跑堂将其安排在店堂中间右侧一副座头上。跑堂对这三位老食客的其中的双金口味了如指掌，史老板除了准备了酒菜之外，还准备了一个硕大的紫铜火锅，放在双拼桌子中间，招呼跑堂送上一应火锅食材、蘸料等一应俱全。史老板等人在预备好饭菜之后就离开了，跑堂所喊的“双金”之一金大吕即把店门上了闩，然后，三人继续喝酒吃菜。

　　据向死者家人了解，这三个老食客以往在祥元馆聚餐，一般都会在十点钟前结束，只有一次干脆都没有回家，因吃的太久，于是趴在桌上打盹儿，至天明方才离去。

　　经法医根据死者胃内的食物残渣推断，三人一直待到十点过后还没有停止吃喝，桌上遗留的火锅食材、蘸料和高粱酒还有不少，说明饭局尚未结束，这个判断跟死者家属的说法相符，三人中的“双金”是一对嫡亲兄弟，都已成家，事前二人离家出门时都曾对家人说过，今晚商量的事情比较重要，是一笔大生意，估计回来得晚些。

　　十点过后，凶手来了。但四邻八舍都说未曾听见有人敲响祥元馆的店门，也没听见过高门大嗓呼喊开门的声音。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通过轻叩窗玻璃的方式引起三个食客的注意。三个食客做出了反应，被害人之一解仲逵（他所坐的位置离门口最近）便去窗口查看，然后，就开了店门——根据指纹留在门闩上的不同位置，可判断出是上门闩还是开门闩。

　　其时已是夜深，有人来叩窗户，解仲逵能够把大门打开让来人入内，说明三人应该是跟来人熟识的。有人推测很有可能预先约好对方会在这个时间过来谈事儿的呢？但吴冰琨认为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在祥元馆东伙离开之前，要求提供来人的餐具，可能还会增加两样菜肴。但他们并未这样做，所以，来人应该是不速之客。

　　三个食客都是背部挨刀殒命，现场没有发现挣扎、搏斗的痕迹，就坐在座位上被凶手一刀夺命。由此判断，三人的右耳是死后被割下来的。尽管凶手作案时戴着手套，离开时用饭馆的拖把一路倒退着拭去了脚印，但从上述“刀创都在背后、无挣扎搏斗痕迹、都是坐在座位上被一刀夺命”的情形判断，凶手应该不少于三人，因为三个食客不可能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坐在座位上挨刀子。

　　按说，解仲逵和“双金”在夜晚是不会贸然让人进入店堂的，而解仲逵之所以肯开门，很有可能与凶手当中一人比较熟悉，而其他凶手则隐在视线死角。店门开启后，一伙凶手涌入，由此推断，解仲逵去开门后，直接就被来人逼回原位，乖乖坐下了。因此，吴冰琨认为来人不但持刀，而且手里有枪。

　　从现场痕迹以及死者的倒地姿势表明，三个被害人均未做出反应。三人未被捆绑、四肢能活动、嘴巴可以呼喊，眼见得性命不保，哪怕仅仅是条件反射，也要挣扎一下的。之所以连挣扎都没有，应该是另一个原因造成的——欺骗！

　　三人随身钱包、怀表、钢笔不翼而飞，凶手在杀害他们前对其实施了抢劫。这种抢劫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吴冰琨推断，凶手用枪逼住三个目标，喝令他们把身上财物掏出来放在桌上。三人照办后，为首案犯称怀疑他们有隐瞒，让同伙搜身。于是，其余案犯持刀分别站在三被害人背后。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为首案犯一个暗号，尖刀直捅三人背部。

　　吴冰琨向死者家属了解到的情况是，“双金”和解仲逵昨晚的聚餐，不是正式谈生意，而是为了一桩即将进行的西药交易聊一个基本构想，因此当时三人随身携带的钱钞有限。三人身上的现金折合大洋，合计不过二十多元；即使加上“双金”的手表、钢笔和解仲逵的那块怀表，总计也就一百多银洋。对此，吴冰琨感到有些不解，如果案犯事先得到消息，专为劫财而来，就这点儿收获，却要背上三条人命，似乎太不值当了。因此凶手绝对不是劫财，劫财不过是顺手而已。

　　除了不是故意劫财之外，还有一个细节也使警方困惑，解仲逵当时戴着一块西铁城老式怀表，可除此之外，左腕上还戴着一块手表。解仲逵已故的父亲早年是钟表修理匠，为此解仲逵也学了两年多，已经能够轻松修理寻常钟表，虽然此后没有从事钟表修理，但有时候还是经常帮助朋友、客户义务修理钟表，由此交了不少朋友。

　　据家人表示，案发这天，他帮一个朋友更换了一块手表的发条。按照修表的规矩，往下应该测试走时是否准确，他就随手把这块表戴在手腕上了，案犯若是为劫财而来，应该把这块手表也劫走才对，可不知怎么的，人家竟然没下手，这实在是让人费解。

　　而本案中最残忍血腥也最令人发指的情节——割耳！为此专案组展开讨论并又发现了更多疑点，有人认为，如果案犯是盯着在祥元馆喝酒议事的“双金”和解仲逵的财物下手的，很难说他们是一伙专业劫匪，甚至对于抢劫作案很是生疏，而且几个人携带的财物并不多，几个人的行为似与一伙有枪有刀有胆量的强徒的作案风格不合。

　　按照吴冰琨的推断，案犯极有可能以刀枪威逼，让受害人把身上财物取出后放在桌上，这应该是事先策划好的用来蒙蔽受害人以防其反抗的惯用手法。待到趁被害人猝不及防下手后，就顺手把桌上的财物一并掠入囊中了。案犯这样做，应该是有转移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用意。案犯对每个受害人都连捅数刀，可能除了那个持枪者之外，每个案犯都下了手，这一点，再加上割耳，警察就推断案犯的动机很有可能跟仇杀关。

　　吴冰琨走访死者家属时了解到，解仲逵的父亲解宏祥虽然是钟表匠出身，但却是济南有名的“尚武济天道”的三大谋士之一，江湖上将其排名第二。解宏祥长期为该帮与其他帮会的械斗争利出谋划策，经查，解宏祥跟多起针对帮会对手的暗杀、纵火、绑架案件有关，可以说，如果解宏祥不是死于日本宪兵队之手，也肯定会被黑社会的对手干掉。

　　解宏祥所任谋士的那个帮会“尚武济天道”是清朝同治年间创办的，其创始人穆湘人系太子太保、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戈什哈（警卫）穆湘人。后来，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穆湘人未曾跟随，留在济南以经商谋生。穆湘人武艺高强，喜欢习研技击，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名曰“尚武济天道”。

　　“尚武济天道”在穆湘人及之后三代执掌之下，纯是研习武术的帮会。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后，安置其手枪旅一彭姓军官担任该帮会掌门，自此，帮会的性质就变了，经常参与各会道门之间的争斗，引起了那些老理事、老会众的反对。后来，多数老理事、老会众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集体退出，跟“尚武济天道”再无瓜葛。

　　“尚武济天道”自此大换血，解仲逵的老爸就是在这当口儿被朋友拉进来的。因他工于心计，被理事会视为智囊。不久，抗战爆发，韩复榘率军逃跑，由于靠山已倒，“尚武济天道”实力不再，只好搞些由解宏祥等谋士策划的歪门邪道。老解在智囊中虽然排名第二，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点子都是他出的。那些吃了亏的对手自然对老解恨之入骨，但一时也奈何不了他。最后，估计是有高人幕后策划，借日本宪兵队之手除掉了解宏祥。抗战胜利后，省警察厅为完成取缔“日伪余孽”的指标，随便加了个罪名，就把他们给端了。

　　解宏祥儿媳妇告诉警察，其公公死于日本宪兵队之后，亲族操办丧事时，就曾有几拨黑道人士登门，当众声称，解宏祥虽然人死了，但跟咱们的事儿尚未了结，当初他为“尚武济天道”出谋划策危及吾等家眷亲族友人，按照道上规矩，咱们少不得也要照样奉还。但他此次命丧日本人之手，所以待日后再作计较！

　　专案组认为，很有可能是时隔五年之后，黑社会那话开始实施了，也许当年那几个黑道角色或者其后人在将离开济南时，所以想把这笔账给了结了，便纠集起来策划实施了这宗命案。至于连“双金”一并杀害，可能是出于灭口之需。

　　案情分析会结束之后，专案组决定从帮会关系入手，调查解仲逵亡父以前的江湖恩怨，重点是曾经得罪过的帮会对手，尤其是是把解宏祥死后办丧事时上门威胁的那些黑道家伙仔细调查，作为涉案嫌疑人予以调查。那个叩窗招呼解仲逵开门的案犯，应该是解仲逵的熟人，不但深夜轻而易举就能使解仲逵放松警惕，把门打开放其入内，足见解对其非常信任。所以要对解仲逵往来比较密切的交往的进行调查，当然也要对赃物、凶器进行布控。

　　专案组随后就以市局名义向全市七十一个派出所下达协查指令，由派出所安排警员在各自管段内进行布控查摸。而所有的调查最关键一点，就是即1944年解家办丧事时那几个登门威胁要实施报复的家伙。这方面的调查由专案组长吴冰琨率领刑警衣景新、齐宝乐亲自负责。

　　第二日下午三点多，吴冰琨等三刑警前往解仲逵家中调查，此时解仲逵的遗体搁在灵堂正中。解妻冯氏认出为首这位就是上午来过的吴，负责丧事是解家一个五十不到但辈分颇高的男子，解妻冯氏对警方表示，上次我公公出事，也是大爷主持的。

　　此公不卑不亢向吴冰琨行礼，自称叫姓解翼翔。说着已经拿出三张名片，礼数周到地向三位刑警一一奉上。一看便知，这是熟谙套路的湖。这位解翼翔是青帮中人，五年前解宏祥丧事上那两拨登门威胁的会道门人士就是他接待并劝退的。解翼翔记忆力惊人，时隔五年，他跟那些人素不相识，就打过那么一回照面，竟然把对方的姓名绰号、外貌体形、嗓音腔调以及帮会身份记得清清楚楚，当下一一道来，当时一共来了两拨人。

　　第一拨来了两个人，是“一贯道”的，一个名叫储济庭，江湖绰号“储老祖”，另一个名叫牟云天，江湖唤作“闷声不响”。据解翼翔回忆，此人有一张白净脸，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目光阴沉。

　　第二拨来了三个人，是“天运金船圣会”的会徒，为首那个名叫史九斤，江湖绰号“一声吼”，跟着他来的是他的两个徒弟，分别叫庄银富、刘林涛，二人出道不久，所以还没有绰号。

　　解翼翔还对警察表示，这次来吊唁解仲逵的一共有十三人。这十三人跟解宏祥是真正的哥们儿，他们得知老友之子遭遇不测，纷纷前吊唁，此时在解宅前空地上用油布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刑警把到场的那十三位聚合起来开了个座谈会。与会者很健谈，人人发言，聊了不少，但只有江湖和会道门的信息，并无任何跟破案有关的直接线索。

　　五年前解宏祥办丧事的时候的很轰动，当年那两拨人闯入丧事现场向解家发出威胁之事，乃是泉城江湖上的一桩新闻，引起了黑道热议，都上报纸了，但事后黑道已经对该行为有了基本统一的看法：其行为只是其个人行为，哪怕他们打着各自堂口的旗号也不例外。

　　据参加解仲逵丧事的十三人当中年龄最大的原“尚武济天道”账房先生周锦清回忆说，解宏祥为本门策划的所有行动，并没有针对“天运金船圣会”和“一贯道”的。如果说闯丧事现场的那几个人确实与解宏祥有什么过节，也只是私人恩怨。而且这些人都是无名鼠辈，受到损害的程度也不一定怎么严重——“尚武济天道”毕竟是江湖老字号，没必要自降身份对这些没名没号的小角色下狠手。周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赞同。

　　警察在周锦清提醒下，开始寻找守护了守护“天运金船圣会”总部的史九斤了解情况，但此人已经病重口不能言，接着又找到了当时跟着史九斤去现场的两个徒弟庄银富、刘林涛，这二人是一对姨表兄弟，拜了史九斤为师加入帮会后才进的城。解放后，两人已经回乡种庄稼去了。警方很快顺利找到了庄、刘二人，此时两人确实已经还原为农民，一副庄稼把式模样。

　　由于庄银富和刘林涛在解放后就停止帮会活动，回乡种庄稼去了，对于那天在闹灵堂的事情，二人回答让刑警哭笑不得——史九斤听说“一贯道”的“储老祖”去解宅如此这般威胁了一通，迅速被人誉为“明大义，讲江湖”，寻思何不仿效，也可为自己扬个小名气，就叫上两个徒弟前往了。后又经过调查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就给释放了。

　　次日，吴冰琨三人开始调查“一贯道”点传师“储老祖”储济庭的调查。由于刚刚解放，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一贯道”组织属于反动会道门，也没有取缔或告诫其停止活动，但要求“一贯道”骨干分子须向公安局登记。本案侦查期间，“一贯道”还在民间进行活动，不过在当时，“储老祖”已经没有公共开活动了。

　　吴冰琨三人赶到储济庭担任点传师的“一贯道”总坛——位于铜元局后街的一个资本家遗孀段氏的花园洋房寓所调查，当时发现有二十来个徒众在聚会，这些小弟得知警察是来找“储老祖”的，都面面相觑，但没人吭声。吴冰琨把段氏唤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段氏得知三人是警察的时候，十分惊恐。

　　段氏面对警察问讯表示，储济庭早在半月之前就在这里被公安局抓去了，那天段氏正在和人打牌，储济庭突然登门刚落座，警察便衣就闯进来了，问明储济庭的身份，当即就把他铐走了。要知道，吴冰琨是市局第二科社会股领导，如果储济庭是刑警队抓捕的，他肯定知道。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吴冰琨就想，这里既然是储济庭所在“一贯道”分支的堂口，是否知道跟储济庭一起闯解家丧事现场的那个绰号比较冷门的家伙——“闷声不响”牟云天呢？于是就继续询问段氏，可段氏一张嘴，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个牟云天居然是个日本特务牟云天！

　　因为牟云天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长期在济南潜伏。1943年，他奉命混入“一贯道”窃取情报，还把储济庭发展为下线，但牟云天后来被“军统”山东站发现，逮捕后押解南京了，至于押解南京之后如何，段氏这干徒众就不清楚了。三人调查完毕后回到市局，吴冰琨先向二科领导郭宜春报告了调查情况后，立即通过上级部门在看守所提审储济庭。

　　储济庭告诉警察，他被捕并非因为他是“一贯道”骨干分子，而是跟抗战期间混入“一贯道”的日本特务中村有关，这个中村，也就是牟云天。抗战胜利后，“军统”将中村逮捕，押解南京，后来听说并未法办，而是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特工。济南解放后没几天，他化装潜入济南，半夜登门找储济庭了解济南解放那几天的情况。

　　那天晚上，他跟中村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天明后，中村就走了，自此再也没见过面，当警察把他拘捕他才知道中村其实是奉命前来建立外围特工组织的，而储济庭已经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领，“保密局”已经为此专门建立了档案。而储济庭就开始叫冤，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但警察问他，你带着牟云天闯解宏祥葬礼威胁家属，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储济庭表示，因为当时解宏祥的被捕是中村干的。当时他自己还不知这主儿是日本特务，只觉得这个小弟话语不多，本事却不小，“一贯道”堂口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他去外面转上一圈，总能顺利解决。

　　之前，牟云天请储济庭去饭馆喝酒，济南“十三股帮”总舵主李度也到场了，席间，牟云天就跟李度做起了结拜兄弟，李度之前曾吃过解宏祥的亏，对其恨之入骨。三天后，解宏祥就被宪兵队所杀。解宏祥的尸体被家属领回后，牟云天向储济庭提议去解家看看。为了有一个借口，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威胁解家几句。这就是闯丧事现场的由来。

　　3月18日晚，专案组开会汇总案情。经调查，全市十一个公安分局、七十一个派出所对凶器和赃物的布控，均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是排除了史九斤和储济庭的作案嫌疑而已。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专案组形成一个意识，目前还看不出三命疑案跟江湖黑道仇杀有什么直接关系，因此目前只能盯着“案犯之一必跟被害人解仲逵熟识”以及“赃物、凶器”这两点查，只要把解仲逵生前那些熟友反复梳理，也许就能发现线索。而如果案犯不急着销赃，布控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次日上午，吴冰琨接到市局副局长凌云（83年出任安全部部长）的电话，命其与副组长杜志坚立刻前往市局，因为上级获得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内部情报。当时青岛尚未解放，这个重要情报，就是在青岛的地下党获取的。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鲅鱼”。这条绝密情报的内容，和专案组眼下要侦破的三命疑案有关——

　　3月17日，有一个来自济南的神秘旅客乘火车抵达青岛（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依旧维持）。搭乘载客马车进入市区后，此人去了市警察局，稍后就由警察局派车其送往“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

　　此人向“保密局”青岛站递交了一封密函和一件封得严严实实的物品。落款为“暗杀团”。密函称，济南一伙“有识热血志士”自发组建的“鲁济勘乱建国团”派遣的信使，冒死从济南潜赴青岛，求见“国防部保密局”驻青岛机关长官，为的是报告他们成立这个特别团体的情况。

　　该团体的主要宗旨是，要在解放区实施以暗杀党政军领导为主兼带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故又称“鲁济暗杀团”。“暗杀团”目前有十七名成员，密函要求得到的支持，希望“国防部保密局给予经费、武器及相应器材，并指派行动专家对团体成员进行诸般行动技术的培训。

　　密函还称，“暗杀团”已于3月15日夜间采取行动，对在济南市经四路老字号饭店祥元馆内喝酒的三名食客（附有姓名、年龄、职业及家庭住址说明）给杀了，为此还分别割下三死者耳朵一枚，作为“投名状”奉上，以向表示忠心。

　　“国防部保密局”青岛站对上述情况大感意外，眼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有这种为国尽忠情况冒出来，当然是一桩大好事。但兹事体大，不是青岛站能拍板决定的，所以，接待特务让送信人打发走，随后青岛站将一应情况上报“保密局”总部，由总部定夺。

　　“鲅鱼”的这份重要情报是以急电方式向华东局社会部发送的。华东局社会部收到该情报后，连夜向济南特别市市委社会部传达此事，凌云认为该情报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祥元馆三命疑案中被害人的一应情况跟情报显示的相关内容完全一致，遂决定立刻组建两个专案班子进行侦查，要求尽快破获“鲁济暗杀团”，将其一网打尽。

　　第一专案组由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督察室侦查股四位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侦查员许嘉新、黄筠、祝希雨、袁力组成，第二专案组由原市局、六分局联合专案组原班人马组成，原副组长杜志坚担任该组组长。

　　专案一组驻市局，二组仍驻六分局。一组负责对“鲁济暗杀团”的核心调查。二组负责外围调查，按照之前拟定的调查方案继续进行下去，全力追查那个跟解仲逵熟识的案犯，以及对赃物、凶器的布控查摸，两个组的工作互相之间不通气，组长吴冰琨、杜志坚直接接受市局副局长兼督察室主任凌云的领导。

　　很快专案二组在赃物布控方面获得了突破，济南市第六区中大槐树街上，有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薛氏钟表”。店主薛鼎是个四十多岁腿脚不便的瘸子，本地人氏，当过兵，据说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因与日军作战受伤自此残疾。伤愈后，为谋生计，自学维修钟表，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小铺。

　　薛鼎的“薛氏钟表”还暗中做起了出售新旧钟表的买卖。自然，买进卖出的货色均是来路不明之物。新政府的公安机关对赃物布控得很严，经常有留用的警察前往“薛氏钟表”，叮嘱他留意赃物。薛鼎对寻常警员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时管段派出所有着接管干部身份的所长、分局军代表什么的去布置赃物布控方面的工作，他也敢阳奉阴违。